1946-1949年，江漢關進步青年在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城工部和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的領導下，聽從黨的指揮、貫徹黨的政策，不畏犧牲、艱苦奮斗，與時代同呼吸、與國家共命運，進行了一場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掀起了一波波永載史冊的革命浪潮，最終迎來了武漢的解放和人民海關的新生，展現了黨旗下的海關人聽黨話、跟黨走的堅定信念，書寫出革命前輩可歌可泣的壯美詩篇，激勵著新時代海關人繼往開來、不負韶華，永遠筑牢初心使命，奮力拼搏砥礪前進。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武漢同其他城市一樣重新陷入黑暗之中，物價飛漲、經濟蕭條，勞苦大眾苦不堪言。為了反對內戰，武漢地區舉行罷工、罷教和游行示威，江漢關亦被卷入革命的洪流。職員中一些進步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積極投身于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斗爭中。徐中玉、李葆初、劉怡冰等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是年秋天，江漢關巡江事務處因急需繪圖員而開展招聘，徐中玉、李葆初、劉怡冰等三人被錄用。徐中玉早年加入“抗日民主少年先鋒隊”，受過革命洗禮，思想比較進步。平日里，這三人從事同種工作，因經常接觸就逐漸熟悉起來。直到1947年，劉怡冰經徐中玉介紹加入了“湖北民主青年先鋒隊”。不久，在中共武漢市委工作人員王欣榮、肖惠指導下，他們以成立江漢關讀書會為名，吸收李葆初等愛國青年加入，逐步在江漢關發展出一支地下革命隊伍。當時，國民黨實行嚴酷的高壓政策，武漢到處充滿白色恐怖，但江漢關讀書會的活動仍隱蔽堅持，一些愛國關員因此受到共產黨革命思想的影響，毅然放棄了令人羨慕的“金飯碗”，奔赴解放區投身革命。直到中共武漢市委遭到國民黨破壞，王欣榮、肖惠等人相繼被捕，江漢關讀書會的活動才被迫停頓下來。盡管如此，徐中玉、李葆初、劉怡冰并未放棄革命活動，繼續以新形式堅持斗爭。1948年7月，他們三人舉辦了一次《新人畫會》的畫展。其中，劉怡冰的作品《殘垣》深刻控訴了國民黨政府挑起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用繪畫形式表達了強烈的政治訴求。這次畫展得到了《華中日報》《大剛報》進步記者和中共地下黨員王曉鷗等同志的支持，既對畫展籌備給予指導，又在報紙上做足宣傳。這次畫展還迅速引起了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以下簡稱“城工部”）的注意，使得江漢關讀書會與城工部取得了聯系。城工部秘書古正華專門聽取了他們的匯報并介紹了解放戰爭勝利形勢，作出了盡快發展壯大組織并積極開展宣傳的指示。從此，江漢關讀書會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恢復了“民主青年先鋒隊”組織，革命工作更為活躍，革命隊伍更加擴大。1948年底，根據城工部的指示，“民主青年先鋒隊”的工作，由江漢關擴大到社會上，還專門在江漢關巡江處繪圖室舉行會議，決定建立“武漢人民解放先鋒隊”，總隊部設在江漢關內，總隊委員會由古正華、徐中玉、郭志達、丁亞航和劉怡冰組成。古正華返回城工部后，城工部又派出劉杰來擔任總隊書記一職，繼續領導先鋒隊的革命工作，為武漢解放斗爭指引方向。
1948年秋，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人們十分渴望獲得時局和戰爭的消息。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城工部指示先鋒隊設法建立地下收聽站，收聽新華社有關時局廣播，出版地下刊物，迅速將黨中央的政策和解放戰爭不斷取得勝利的消息傳入群眾中。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劉怡冰和徐中玉經過周密考慮，在爭取到江漢關二樓巡江處辦事員郭志達的支持后，向上級提出將地下收聽站設在江漢關的申請。考慮到江漢關內有利的環境條件，城工部予以同意批準。10月中旬，黨的地下收聽站在江漢關二樓建立起來，由劉怡冰負責聽錄時事報道，徐中玉負責刻寫內容，郭志達負責油印成刊，然后大家一起封裝后連夜帶出，分發到電信局等地下組織。
雖然他們三人格外小心地保護地下收聽站的安全，將收聽站設置在比較隱蔽的地方，聽錄、刻寫、油印也悄悄進行，但時間一長，他們仍感到收聽信號和印刷的聲音過大，如果不趕快解決，必然會有暴露的危險。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郭志達發現每周日江漢關三樓的會議室都會為關員舉辦舞會，舞會的音樂聲和人聲正好可以掩蓋二樓的廣播聲和印刷聲。這正是進行收聽的絕佳機會。于是，他們瞅準時機，在往后的每個星期日，徐中玉、劉怡冰、郭志達都會準時參加舞會，在幾支舞曲之后，三人再悄悄回到繪圖室，繼續他們的“秘密工作”。就這樣，在國民黨的眼皮底下，江漢關年輕的關員們憑著他們的聰明才智，化解了一個又一個的險情，硬是讓收聽站在最艱難的時局下連續工作了7個月之久，使革命形勢發展的最新消息和黨中央的政策通過電波，及時地傳遞到群眾當中。直至有一天，他們接到上級黨組織緊急通知，發現江漢關樓上有一個特務組織在辦公，必須立即停止地下收聽站的一切活動，并要求他們立即轉移。于是，地下收聽站才偃旗息鼓，轉而開辟新的宣傳渠道。
1949年初，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全國解放形勢愈加明朗。國民黨政府卻仍負隅頑抗，企圖用“和平談判”欺騙人民，以爭取時間重新組織力量進行垂死掙扎。此時，城工部指示江漢關地下收聽站的人員要提高警惕，堅持斗爭，揭露敵人陰謀。收聽站不但連續印發了新華社的廣播和社論，還以解放社名義編印散發了《消滅它》《天亮了》《新華電臺特訊》等宣傳革命形勢的小冊子，號召人民不要憐惜蛇一樣的敵人，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此外，他們還散發和張貼了《向全國進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城市政策》《工商政策》等傳單，編印了《財產是我們的》《告武漢同胞書》，不僅使普通群眾，即使是被關押的革命同志也能夠通過油印的小冊子知曉武漢解放的進程和黨的政策。
1948年春，武漢地下黨遭到兩次破壞，有一批同志被關進監獄。城工部交給徐中玉、劉怡冰設法同獄中同志取得聯系的重要任務，那時在武昌監獄內共有六十多位同志。經過多方工作，他們得知獄中的同志有的因營養不良并且生病得不到治療而去世，有的患上了夜盲癥急需藥物治療。于是，他們一方面將獄中的情況向城工部報告，另一方面及時向獄中送去了藥品、營養品和一些錢。后來，武漢即將解放之際，獄中同志提出了暴動越獄的計劃，他們又及時將計劃請示黨組織，并將黨的指示意見和具體方案傳達給獄中的同志們。
4月，國民黨在全國公開宣布釋放政治犯。黨中央對此舉下達指示要求徐中玉、劉怡冰把黨的指示及時傳達到獄中，告知獄中的同志可以通過斗爭，爭取成功出獄。國民黨全面潰敗已成定局，在先鋒隊通過社會輿論不斷揭露“特別刑事法庭”審判的真相和反動迫害的陰謀后，國民黨只得敷衍地判了幾個人的徒刑，其他人或“遣送”或“開釋”，即便判了刑的，也不再關押。最后，由城工部派人沿途暗中護送，這些同志均安全地回到了解放區。
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武漢解放在即。城工部指示江漢關內的武漢人民解放先鋒隊成員，要求徐中玉、劉怡冰注意收集武漢軍政情報，為解放軍進城作準備。他們幾經周折，從江漢關資料室得到一套《長江水位圖》，后又故意與掌握有軍事資料的國民黨軍官套近乎，竟將《龜山軍事圖》等國民黨軍隊的機密資料弄到手并秘密送到解放區，這些情報資料為武漢解放、保護城市提供了幫助。
此后不久，由于戰爭進程中急需器材，城工部又指示設法弄到一臺無線電通話設備，以便在通信中斷時及時與各區取得聯系。江漢關職員、武漢人民解放先鋒隊成員郭志達和“海濟”號大副黃運昌以保護關產為由，在時任江漢關稅務司蔡學團的幫助下，將“海濟”輪上的無線電通話設備拆卸下來，確保了城工部通信的應急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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